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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。

更名注册，形式上的变化非常简单，但是真正的困难在社团化后的一项项任务的落实中逐渐体现。很多团子还不适应社团化后的组织管理形式，总觉得曾经对“文字的热爱”变得功利化，甚至有的编辑不愿意被社团活动申报的一个个流程、材料束缚。

团子们对新社团不适应不仅仅体现在举办活动中，没有经验的团子们甚至不知道要将活动对接团委和社联，有种“肉埋在饭里”的感觉。刚刚成为团子的成员们也缺少社团意识，“那年记者节，我买了一个蛋糕，结果只来了8个人”，陈老师说。那次经历令人心寒，却也使她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社团文化方面也许做得还不够，“其实成立记者团的初心一直没有变化，它为团子们提供平台，让大家能够成长，有更多的机会去成长，一个让团子们的努力能够得到认证的平台。”

在老师的鼓励与引领下，记者团渐渐地产生了自己的文化，当初编辑部悉心守护的情怀被扩展延伸，深入每个团子的心。但与此同时，记者团也一直经历着许许多多的艰难与磨砺，体制不完善导致分工过于绝对，导致出现“小山头”的现象，也有着许多因为管理与报道不规范而导致的报道出错的情况，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困难，提醒着陈老师，提醒着每一个团子，改革迫在眉睫，记者团于是在困难中探索，在探索中步步前行。

初心依旧

陈老师记得和每一届团长、骨干的争执，不外乎一个核心问题，记者团怎么发展。给家旸打两个多小时电话安抚她因“记者团”更名而失落的情绪的画面，与周建涛在433互不相让讨论要不要做“在线通讯员”的画面，与肖江争论设备使用问题，与陈思帆在CUBA期间讨论马甲外借的问题，首届媒体嘉年华对“拖延症”和“我和他说了”这种借口进行驳回的画面……

也许你会觉得“老师可真小心眼儿”，这些小事儿都一一记得，其实不只这些，她也记得老编辑们为我录制的“结婚祝福”，记得大家为她准备生日惊喜，记得助理们在433本子上的留言，也记得大家给沵宝宝起的“程法口诀”等奇奇怪怪的名字……更记得她在产检时接到家旸的电话激动得说：“陈老师，我们社团评优第三名！”，她也能想象到在她休产假期间，周建涛带着不到十几名记者团骨干撑下来的场景。获得评优的那一刻，她相信经历过社团改革、经历过一个又一个重任的你们都能体会到那种无法表达的欣慰……